近期，A股市场商业航天概念持续火爆。
资本市场的温度，映射着产业的热度。国际电信联盟（ITU）官网最新信息显示，2025年12月，我国向ITU申请了超过20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，其中超19万颗卫星来自近期刚刚成立的无线电创新院。
这一“国家队”级别的动作，有望显著推动我国卫星星座的扩容进程，也进一步打开商业航天市场的想象空间。国泰海通研报分析指出，火箭复用与星座组网双轮驱动，中国商业航天正步入由工程突破迈向规模化产业落地的关键拐点。
从中央到地方，也正加紧布局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明确提出，加快新能源、新材料、航空航天、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。从全国来看，北京、上海几乎是毫无悬念的两大中心，但围绕“第三极”的争夺越发激烈。
早在10年前，中部第一城——武汉就诞生我国首个国家级商业航天基地，早早将目光锁定“中国航天第三极”，正在打造千亿元级产业集群；广州近日也提出，要“力争成为中国商业航天新一极”；海南则依托文昌航天城，将目标瞄准“商业航天新高地”……
这背后传递出哪些新信号？在这场多方竞逐中，谁能站稳“中国商业航天第三极”？
拐点来临
2014年，中国商业航天大门开启。如今，它已从新兴事物崛起成为大国科技竞争与产业布局的战略制高点。
在商业航天庞大的产业链条上，卫星频谱与轨道资源是稀缺性资源，向来是国际太空资源争夺的焦点。中邮证券数据显示，目前，美国在轨航天器数量全球领先，占比达75.94%，中国约占全球数量的9.43%。
一个突出案例是，ITU放出中国20万颗卫星频率与轨道资源申请消息之前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（FCC）批准下一代卫星星座计划，使SpaceX获准运营的第二代卫星总数达到15000颗。
“这轮卫星星座扩容，是国家战略布局与市场需求升级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。频轨资源作为太空领域的稀缺战略资产，提前大规模申请是抢占全球太空竞争主动权的关键举措，能够为我国构建自主可控的卫星互联网体系筑牢基础，保障国家信息通信安全与空天权益。”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对《每日经济新闻·城市进化论》记者分析指出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对广域通信、高精度遥感等服务的海量需求，卫星星座作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，能够弥补地面网络覆盖短板，赋能低空经济、智慧农业、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这也成为商业航天行业爆发的“催化剂”。多家券商发布的研报将2026年定义为中国商业航天的“阿尔法元年”——正步入由工程突破迈向规模化产业落地的关键拐点。
《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研究报告》显示，预计2025年，中国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到2.5万亿元至2.8万亿元，商业航天企业数量超过600家。2025年，我国共完成87次航天发射任务，其中民营商业火箭企业承担23次。
2026年，进入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商业航天已然被提升至与新能源汽车、集成电路等同等重要的支柱产业高度，国家航天局商业航天司的设立以及专项规划的发布，进一步加速商业航天产业规模化落地。
这也是各地密集抢占的窗口期：从上海力争2027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左右，到山东推动到2027年商业航天规模达到500亿元，再到北京宣布设立100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……
商业航天产业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地方视作新的“增长引擎”。
抢占身位
“商业航天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，更是带动产业链条长、附加值高的万亿级赛道。”朱克力认为，商业航天产业辐射效应显著，可带动新材料、高端制造、电子信息、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协同发展，助力地方产业结构向高端化、智能化转型。
据记者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已有超过20个省区市发布40余项支持政策，推动商业航天产业规模化发展。其中，北京要在2028年壮大商业航天千亿元级产业集群，此后再用5年时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业航天创新发展高地；上海则提出努力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业航天城，到2027年产业规模力争达到1000亿元左右。
这也意味着，全国商业航天版图上的塔尖城市，已经锚定千亿元级产业规模。
目前，北京在“南箭北星”产业格局下，聚集了全国七成以上的商业火箭整箭企业，整星研制能力领跑全国。上海则依托“火箭-卫星-终端-服务”全产业链聚集发展态势，产业生态引领性十分明显。
在北京、上海身后，其他城市对商业航天的角逐也颇为激烈。
在近日武汉举行的地方两会上，商业航天相关话题备受关注。实际上，武汉依托航天科工四院、航天科技42所、武汉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等优势资源，在商业航天领域早已抢占先发身位。
2017年1月，在武汉的央企——航天科工四院研制的“快舟一号甲”小型固体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将3颗卫星成功送入轨道。
这是快舟火箭乃至中国航天企业“纯商业”发射首单，武汉商业航天也随之迎来“奇点时刻”。自此，武汉开始频繁提及“中国航天第三极”的目标，其雄心可见一斑。
2025年12月，在“2025商业航天论坛”上，湖北省委主要领导表示，湖北将锚定航天强省建设目标，以建设“中国星谷”为抓手，突破性发展商业航天产业，奋力建设商业航天产业发展集聚区，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商业航天创新发展高地。
“中国星谷”，即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，是继上海、西安之后的第三个国家级航天产业基地，也是我国首个商业航天产业基地。
目前，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火箭、卫星、磁电、行云四大产业园已全部建成投产，具备年产50枚火箭、240颗卫星的能力，初步形成覆盖上游材料组件供应，中游卫星、火箭和地面设施，下游卫星运营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，正加快构建千亿元级产业集群。
构建生态
当然，瞄准中国商业航天新“一极”的远不止武汉。
例如，广州聚焦攻关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，推动商业航天人才、资本和企业集聚广州，构建完整商业航天产业生态；海南发挥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优势，举全省之力建设文昌国际航天城，拓展太空旅游、卫星数据、低空经济等“航天+”融合产业；成都提出到2027年，打造成为国内领先、区域一流的商业航天科技创新策源地、高端制造集聚地、应用场景示范地和产业生态新高地……
在朱克力看来，即便面对多地竞争，武汉仍然不乏角逐“中国商业航天第三极”的底气。
当前，武汉已形成卫星、火箭、应用“齐聚”的完整产业格局，构建起从核心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，产业集聚效应显著。比如，“快舟”系列运载火箭的独特技术路径与成熟应用，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，星箭适配的“货架式”供给模式大幅提升了产业效率。
“只要持续发挥产业生态完整、技术积累深厚、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，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，武汉就能在激烈竞争中巩固并强化其‘第三极’地位。”朱克力说。
从更大范围来看，这也关乎武汉未来的城市位势、产业位势。
不久前，武汉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提出，到2030年，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元，基本建成“五个中心”，现代化大武汉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。
这背后的武汉路径也逐步清晰，即以“五谷丰登”激活发展动能。武汉市委主要领导此前表示，武汉要统筹传统产业升级、新兴产业壮大、未来产业培育“三线并进”，高水平打造世界光谷、世界车谷、中国网谷、中国星谷、中国药谷，推动重点产业集聚发展，加快构建体现武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。
比如，位于“光谷”的中信科移动已打通卫星互联网全产业链，其解决方案能系统性支撑卫星网络建设与运营。正如当地媒体所言，点亮一颗“星”，或许将照亮若干“谷”、数个未来产业。
这也进一步打开武汉的想象空间。不论是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，还是“卡位”全球商业航天版图，武汉都需要在更大生态中去定位，在协同发展中找到更高、更大的城市坐标，这也是新一轮产业竞逐的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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